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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? |
1913年，唐?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只有初中二年的学历，因为家贫，于1929年投考上海的邮局做了拣信练习生。20岁时，开始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，并模仿鲁迅的笔调，从鲁迅那儿，学到了许多东西。唐?有很高的才学，文章写得老到沉着，很像鲁迅的风格。有的小品，竟到了乱真的地步。有一次鲁迅见到他说：“唐先生做文章，我替你挨骂。”这是个有趣的明证。
唐?的杂文确实很好。他很注重现实问题，有些题目很锋利，内容也很见现实性。因为出身苦，懂得下层人的冷暖，文章便很少贵族的东西。但唐?又很文气，喜欢文人小品，羡慕书香中人，所以文字也雅得很。他后来走向书话写作和文学研究之路，恐怕与这一心理也有关联。但对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，唐氏的文字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。可他抓住世相的一点，展开下去，对事物的认识很有力度，也给人以厚重的感觉。唐氏在年轻的时候，过于模仿鲁迅，连语气、题旨都跟着先生跑，就显得拘谨，不大气。模仿毕竟是把心态置于一个框子里，不放松己身，就多了障碍。只是后来把精力放到书话写作中去，心态就自然多了，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。
在他的一生里，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，从鲁迅的思想中汲取营养，成为生命的核心。1936年，当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和“国防文学”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，唐?对复杂的事态看得并不清楚，对“第三种人”的观点也模糊得很。若不是鲁迅的提示，他很可能做出另一种价值选择。唐?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完全要感谢鲁迅先生的远见，以及他在政治上对青年的关怀和提挈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，鲁迅都是我们这一群的指路人――一群热情有余、经验不足的青年的指路人。”
鲁迅逝世后，他自觉地成为鲁迅思想的宣传者，他先后编辑了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、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。1959年，他由上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开始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研究上。但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末，在那样“左”的文化氛围下，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学人。只能在一定框子下研究鲁迅，所以，那时写下的文字，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痕迹，遗憾的东西很多。由于鲁迅的原因，他在中国文坛上一直被人们尊重着，即使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也未像别的知识分子那样沦人惨境。当鲁迅被当成棍子，成了文化萧条时代的独尊的“神”的时候，中国会有真正的鲁迅研究么？唐?的历史处境是尴尬的。那时不仅没有鲁迅的切实的研究，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自我。唐?的许多时光都消磨到无聊的文化之旅中去了。
唐?的心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、真俗二谛的争斗中。他在骨子里，不属于战士类型的人，在学术研究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时候，他变得小心翼翼，并不见其精神上的锋芒。倒是书话的写作大放光彩，这类中性的、无鲜明意识形态化的文体，释放着他的情怀。小品心态，是唐?一生中相伴最久的东西。他写长篇大论的文章，总像在戴着镣铐，读了很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。但书话、藏书之中，却留下了诸多诱人的故事。一个曾跟着鲁迅呐喊的青年，后来渐渐远离着鲁迅真实的世界，只好以另一种心态自娱与解脱，这是六七十年代唐?的无奈。
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，也要做些自己力所弗及的工作。一些重大的文化问题、学术问题，必须表态、必须躬行去做，这在那时是无法逃脱的。唐?在致友人的信中，称自已是“俗人”，每年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到非学术的问题上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似乎只有如此！他似乎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，在严酷的斗争中，有时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。我在读他致友人的书信中，看到了他内心的这一苦闷。
1972年12月9日，他在致单演义的信中说：“关于鲁迅文章，自己想想，实在不值得出版，倘需出，非大动手术不可。而我现在情况，精力时问都不允许。文学所刚受一个任务，编一部四卷本《鲁迅选集》，注释力求准确可靠。曾有一些年轻同志帮忙，我个人也只得全力以赴，由于我是国家干部，党员，总得先公后私，因此前信曾告以目前无法应命也。四卷本虽预定一年完成，我看是要展期的。就我个人而论，也很想埋头做些工作，不大想抛头露面了。”六七十年代的唐?，心事重重，他露出了自己的难处。当倒扬责令让他主编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时，除了在史料上尽力探究外，文化思潮的思考，都不能有过格的地方。他显得很不从容，许多真切的观点，并不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。而“左”的思潮，又使他在研究领域中，看问题绝对化，不能从多种角度上审视文学史的脉络。他有自己的苦涩，有些并不能为外人明了。我翻看他在藏书与品书时体现出的优雅韵致，与其学术论文中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格调，读到了他复杂的心态。
唐?在很早的时候，就发誓搞一部鲁迅传，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，他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鲁迅进行的。他很注重资料，哪怕是些细节，也不放过。这和那些只注重思想、玄学、时风的人比，形成对照。唐?年轻时代与鲁迅有过接触，自有他自己心目中的鲁迅，虽有时显得保守一点、持重一点，但对史实的认真态度，使他的鲁迅观显得较为厚重。
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：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，须像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那样，耐得寒窗之苦。但唐先生一病不起，现存的十一章《鲁迅传》，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。
我翻着他的遗稿，总觉得像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、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。我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，它确实耐读，文章虽没有浓彩重墨，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，但这半带考据、半带论述的文体，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“书话”一样，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。
唐?的晚年，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学生们的挑战。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，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。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？难道已经落伍了？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，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。
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，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。那发言的主旨，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。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“野性”问题和“莱谟斯”精神。在强调此观点时，他是极其郑重的。这实际上表明，他已经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。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。因为，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。
晚年的唐?是寂寞的。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，有些弱化了。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，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。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，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。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惰性的失望；另一方面，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上。有段时期，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：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！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，但他内心，和鲁迅的那种悲苦，确有相似之处。
读罢他的残稿，掩卷思之，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。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，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。创见与局限、真知与偏见、自信与惶惑，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。
考察唐?的一生，无沦是研究鲁迅也好，从事杂文、书话写作也好，内心始终被多元的精神困扰着。他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里调和这些观念，并在鲁迅的精神里将其统一起来。但并未奏效。唐?算不上大思想者，与同代的顾准、钱锺书诸人比，均有差距。但他的矛盾的心绪，他的对一座精神塑像刻苦雕饰的生命之旅，看起来依然让人心动。每每谈起唐?，就想起他终其一生的精神主题，这一主题，在今天依然被继续着。
（摘自《百年苦梦――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，定价：32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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